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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铺:上海水大门之峥嵘往事

发布:华企商学院   |   原版   |   发布时间:2018-07-11

  十六铺码头曾经的人和事,已随岁月消逝,但我们仍然能领略到早已融入上海这座城市传统的那种精神:自强、开放、坚韧

  十六铺是老上海极有名的城区,范围大致从原上海客运站之北沿,南至老太平弄,即北接新开河,南抵大东门、关桥码头,西连小东门,东濒黄浦江。

  自宋元起,十六铺就是上海的水大门。如今上海的水大门迁到了吴淞和洋山深水港,十六铺只是上海水上旅游的集散中心。但十六铺之名依旧,不时让人们忆起过去的岁月。

  “城厢内外十六铺”

  十六铺源于上海城厢分铺管理,以序得名。但因岁时久远,究竟分于何时,又为何而分,于今却说不确切了。

  清同治《上海县志》之《补遗·团练章程》首条中,有“城厢内外十六铺”之句,据此便有人认为铺分于咸丰、同治年间,为的是组织团练防御太平军。

  民国《上海县续志》中有一幅《城厢分铺图》,系据同仁辅元堂存藏的《铺址册》绘制的。是图标有头、二、北三、南三、四、七、八、九、十、十二、十五、十六、十九、二十、念二、念三、念七等铺,图后又注明“三铺有南、北两段,而念三、念七两铺合为一段,故仍得十有六”;又有:“城厢户口繁密,向系分铺办事”和“分铺缘起不可考”两句。由此,约略可知分铺远在咸同之前,原由当与户口管理及凭借户口的“办事”有关,初分至少27铺,屡经整合,衍为16铺。

  2007年,笔者编纂《云翔寺志》,为访求明李流芳等书《云翔寺疏文长卷》,往访了著名收藏家顾景炎先生的后人,见到了其先人购置城内房产所立的两份房契,分别坐落于“二十五保五图城隍庙西首”和“城内九铺”,前者署时“雍正肆年玖月”,后者为“乾隆拾叁年闰柒月三十日”。据此,似可断认:分铺当在雍正四年至乾隆十三年间,即1726~1748年间。2009年,笔者将此断认与该两份房契图照,辑入所执行主持编纂的《黄浦经典》中。

  再据民国《上海县续志》透露出的分铺与户口及“办事”关系的信息,大致可推断,雍乾之交,上海经济发展较快,户口、商铺日增,为加强对居民、商家的管理和适度分摊铺户承担支应官府诸如采办、公益等义务,实施分铺制度。

  “铺”,在古代除商铺外,金、宋以降乃是一种邮递交通机构之名称,即邮亭,十里或十数里、数十里设一铺,亦称急递铺。据宋《嘉禾志》及明清方志记载,上海城内有县前铺,去松江方向有淡井铺、龙华铺等,去嘉定方向有真如铺、江桥铺等。而明清户籍管理基本制度为里甲制,即每11户为一甲,相互连保,合10甲为上一级建置,在农村称里,在城称坊,近城称厢。

  上海城内外为何称“铺”而不称“坊”“厢”?雍乾间的上海城厢又发生了什么,直接催生分铺制度?目前都说不清楚,只能留待进一步的研究了。

  一半成了法租界

  作为上海的水大门,在主权沦丧的近代,十六铺自然也为列强所觊觎。先是咸丰十一年(1861),十六铺就丧失了一半的主权。

  法租界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据初辟公告,南界从黄浦江边的潮州会馆(实是福建会馆之误),至护城河(今人民路)。

  小刀会起义后,租界地价剧升,虽至同治元年(1862)全上海法国人仅100人,法国驻沪领事爱棠却早就开始以租界“狭小”,不敷居住使用为由,提出扩界,1861年2月8日在其给外交部长的信中就明确表示想把租界扩至“小东门的那条小河浜”,即方浜边,只是为上海道断然拒绝而不果。

  同年5月25日,法国外长图内尔的一项指令,使爱棠获得了机会:享有印度支那邮务特许权的法国皇家邮船公司,要求在上海获得一块30亩的土地建码头。图内尔指令为“保证”该公司的要求实现,法租界内可暂停甚至取消土地租用的审批。

  爱棠一面紧紧把握这一机会,请求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向清中央政府交涉施压,以达到扩界目的;一面又想以法国海军部在吴淞所占的一块长1850米的水线土地应付邮船公司。

  10月17日,布尔布隆函告爱棠交涉成功,让他带着总理大臣恭亲王奕訢同意将法租界一直延伸至“小东门小河浜”的命令,交给上海道执行。保存至今的爱棠于10月29日催促上海道吴煦执行该命令的信函,措辞宛如对下属的指令,如其第三点是“令知县备好拘票,以便随时拘捕抗命的地主”。

  就这样,十六铺的一半成了法租界,其范围成了民国《上海县续志·城厢分铺图》中的状况。稀奇的是,布尔布隆与恭亲王议定供皇家邮船公司租用的土地是34亩,而实际扩展的却是68亩,不知道上海道吴煦何以如此大方。

  为何南半部得以保全

  事情并没有完,法租界当局还惦记着另一半的十六铺,且不止十六铺,还包括十六铺向南直至董家渡的黄浦江水线以及徐家汇、浦东、吴淞在内的许多地方。

  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生的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又一次为其提供了契机。事件发生后的第八天,即7月24日,在为解决事件的谈判中,法国驻沪领事白藻泰就明确提出对上述范围的扩界要求,后因英法之间的矛盾制约和上海道蔡钧等地方官员的抵制,最后以八仙桥向西向南,至今自忠路、顺昌路、太仓路、重庆南路、老重庆中路、金陵西路、连云路、延安东路间的一块土地,暂填欲壑,才令十六铺之南半部得以保全。

  前几年,笔者在参与《清史·中国租界志》课题时,从时任上海道的蔡钧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往来电文中,发现了以前不太为人知晓的一些内情。原来,在法国人提出扩界前四天,即7月20日,四明公所董事沈敦和就密电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言:“请划地三处归法拓界,可保冢地:一、南市新马路十六铺至董家渡;一、西门外达徐家汇;一、浦东一片。如浦东不予,将董家渡展至南码头。”

  这当然是沈氏与法方私下接触后,为保四明公所而为法人向刘坤一的说项。蔡钧获知后,极为不满,在是日第二次致电张之洞时云:“东电禀发后,续悉沈道敦和已电禀岘帅”事,“不特职道连日与各领调停,未能有此说,即使岘帅有此谕,亦应密告司道,由官设法转圜。乃并不晤商,辄将国家土地由董事出面做人情,殊出意料之外。”

  之后,在交涉过程中,法方坚索十六铺,如7月28日(初十日)蔡钧电告张氏,“聂藩司连日会商法领,请四明冢地左近开一路,并在西门外八仙桥别给一地,尚可设法通融。惟乃索十六铺,坚持未定。”

  张之洞对此十分关注,7月27日电询:“究竟十六铺已给法人否?抑别有抵换?速示。”接28日蔡电后又即复:“蒸电悉,稍慰。十六铺万不可许。若与法,上海城无出路矣。前功尽弃,更不待言,他项利益虽加增无妨。事关沪上大局,故敢越俎妄言,务望坚持。”并又特别关照“万勿言鄙人所说,恐江南大吏不悦也。”

  故而,十六铺未完全落入法国之手,既有英美与法国矛盾制约诸因素,而在张之洞支持下,蔡钧与江苏布政使聂缉椝诸人的力抵,无疑也是有作用的。

  半夜炸弹声

  作为上海最老的码头,十六铺历经的人事无数,留下的历史印记同样无数。“半夜炸弹声”就是一桩百年旧事。

  1915年8月17日子夜时分,上海各处已大多被漆黑的夜幕所笼罩,可十六铺的金利源码头依旧活跃。

  一艘名为“新铭”的招商局客轮灯光通明,弦梯上,提箱肩包、扶老携幼的旅客上上下下,不一会将启碇驶往天津。

  将近零点30分,几个从舷梯上走下的戎装军官,顺着栈桥,上了岸,四五个挎着短枪的护卫,紧紧跟着。当这群人刚走近入口处旁停着的几辆华丽的大马车时,一道白色的闪电从他们的头顶飞过,“轰”的一声,在距之十米许处响起。顿时,码头上下大乱起来,金利源货栈墙根处多出了一个大洞,距之不远处还躺着一个人,鲜血正从他右侧身子冒出来。

  第二天,上海大小报刊在“本埠新闻”的头条位置,刊出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遇刺的消息。原来,当天郑汝成送妻儿回静海老家。刺客从码头登轮处,扔出一枚炸弹。只因用力太猛,郑氏一行毫发无损,正在兜生意的黄包车夫唐恒子,却被炸断了右胸肋骨和右臂。

  原来,这是由萧美成主持的革命党人反袁世凯起义中的一次行动。

  刺郑虽告失手,萧美成他们并不气馁,他义无反顾地发动了10月23日的南市起义。10月30日萧美成被捕,次年1月27日牺牲。

  于金利源逃过一劫的郑汝成,于11月10日在由陈其美、孙祥夫主持的外白渡桥一击中送了命。

  五角船票

  下面要讲的一则故事也发生在十六铺,发生在十六铺渡轮站的南侧、大达码头的北半部,那时叫宁绍码头。

  宁波及部分绍兴府各县移民,是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许多代表人物与企业在上海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由此,沪甬之间的客货运,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但是这个市场长期被英商太古公司和官办的招商局所占领,后来法商东方轮船公司也加入进来。光绪三十四年,三公司一反过去的相互竞争,实行起同盟垄断,单程统舱票价由5角飚升至1.5元,引起甬绍籍同胞强烈不满。

  交涉无效后,虞洽卿等人发起集股自办公司,取名“宁绍”。先置一轮即名“宁绍”,后添一轮名为“甬兴”,往返沪甬。此举获得沪甬两地甬绍籍居民热烈拥护,认股者多为宁绍两府主要商家。当时,黄浦两岸已无隙地,宁绍欲觅一码头而不可得。全仗张謇帮忙,慷慨地让出大达码头之北半部,供宁绍商轮停泊上下。次年,即宣统元年五月廿二日(1909年7月9日),宁绍轮试航吴淞,六月廿一日(8月6日)正式首航宁波。试航之日,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和上海道都派代表观摩祝贺,十六铺码头人山人海,报称数万人。

  宁绍开张了,从创办至少到1929年,其单程统舱票价一直没有超出过5角,成了上海近代历史上的一大奇事。

  宁绍能如此,全仗乡邦纽带形成的强大凝聚力,成功地抵住了外来的压迫。早在公司成立之初,沪甬两地的甬籍团体纷纷议决,全力扶持宁绍商轮公司。

  比如,上海南市冰鲜业敦和公所就通过“保存宁绍商轮公司之利权”议案,明确规定:“同业贩运货物均装宁绍轮船”;“同业伙友往返沪甬,由本行给发宁绍船票,以昭划一。如违察出,向该行经理人罚洋二元,充作善举”。洋布、纸烟等业也通过了类似公议。

  果然,太古、东方、招商局三家为将宁绍挤垮,大打价格战。宣统三年,三家将单程统舱票价降至2角,进行亏本竞争,太古公司还向乘客赠送毛巾一条。宁绍资本弱小,难于对抗,但宁绍同乡组织,集资10多万元,成立“船业维持会”,予以力挺。一方面宁绍船票降至3角,由船业维持会补贴2角,帮助宁绍公司渡难关。另一方面,在同仇敌忾激励下,乡胞们也宁愿多出1角坐宁绍轮。

  经过两年抗争,宁绍公司虽亏损了白银10多万两,却总算从太古等联手高压下挺了过来。

  十六铺码头曾经的人和事,已随岁月消逝,但我们仍然能领略到早已融入上海这座城市传统的那种精神:自强、开放、坚韧。

  文/许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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