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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担保,精细化监管起步

发布:华企商学院   |   原版   |   发布时间:2018-05-16

  4月9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首份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四项配套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银保监会1号文件”),从许可经营、融资担保责任余额认定、融资担保公司资产分级及比例确定、银担合作等四个方面,对2017年6月21日国务院颁布的《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做了进一步细化,落实了配套监管措施。

  那么,银保监会1号文件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银保监会相关领导在4月23日的详细解读中强调,配套制度的出台有利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更好地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配套制度中的一系列具体规范,开启了融资担保行业的精细化监管时代。

  强化导向:立足发展普惠金融

  银保监会1号文件的基础是《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其体现的宗旨与导向与《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一脉相承,即发展普惠金融,促进资金融通,特别是在解决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实际上也从不同维度与细节进一步明晰了融资担保行业发展的本源问题。

  我们知道,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融资担保行业的产生、存在与发展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命题:解决小微企业、“三农”等弱势群体融资难问题,弥补这一群体因信息不透明又缺乏有效抵押担保的融资短板。

  从配套制度的具体条款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融资担保责任余额权重、融资担保放大倍数、融资担保风险容忍度设定,以及融资成本等四个方面都体现出了对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政策倾斜。

  此外,银保监1号文件还进一步特别强调了为小微企业、“三农”客户银行机构减费让利的监管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担保公司业务合作指引》明确,银担合作双方应当采取措施切实降低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成本。银行对担保公司承担代偿风险的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应当按照国家政策导向要求采取适当的利率优惠措施。

  对症下药:强化监管

  首先,剑指“三无”问题。

  长期以来,融资担保行业处于“无准入、无门槛、无监管”状态,融资担保机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行业呈现野蛮生长状态。银保监会1号文件的出台,配合此前出台的《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着力解决了融资担保行业的“三无”状况。

  《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出台,体现了所有金融领域的相关机构都要持牌经营的精神。通过明确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颁发、换发、吊销、注销等制度要求,既强化了监管主体的权威性与监管责任,又从形式上使《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的融资担保机构设立、变更、终止及设立的条件等得到进一步落实。

  其次,剑指经营异化问题。

  融资担保行业的业务定位本应是指担保人为被担保人借款、发行债券等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行为。但在前述“三无”状态及市场竞争中,融资担保行业经营异化问题日渐突出,表现为违规超范围经营、违规放贷等问题。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对融资担保行业的经营范围及行为已经有了明晰的界定,明确融资担保公司不得从事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自营贷款或者受托贷款、受托投资等业务。银保监会1号文件则通过规定融资担保机构资产分级范围,对融资担保行业的业务经营范围做了进一步的明确。

  《融资担保公司资产比例管理办法》明确融资担保公司资产的分级除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存出保证金外,还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国债、金融债券、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各类信用评级的债券、对其他融资担保公司或再担保公司的股权投资、对在保客户股权投资20%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优先股和普通股)、对在保客户且合同期限六个月以内的委托贷款、自用型房产和非自用型房产等资产配置形式。这意味着融资担保公司资金运用的范围得到大大拓展,将改变以往融资担保公司因业务范围受限的商业不可持续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超范围、打擦边球及各种违规经营行为,为融资担保行业的商业可持续奠定基础。

  最后,剑指风险失控问题。

  近年来,融资担保机构特别是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经营风险不断凸显,超额担保突出,代偿风险高发,在市场竞争和监管“倒逼”下,一批实力较弱、风险管理能力差的担保机构逐步退出市场,甚至出现“跑路”现象。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背景下,为网贷平台提供担保的融资担保公司的风险快速上升。

  为加强对融资担保行业的风险监管,促进融资担保机构提升风险防控意识与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银保监会1号文件从融资担保责任余额认定、融资担保公司资产划分及比例确定、银担合作等方面细化了监管要求,设定了具体的监管指标、监管要求。

  针对融资担保行业存在的超额担保问题,《融资担保责任余额计量办法》亦进行了明确规定,并明确要求融资担保公司应当按照监督管理部门要求报送融资担保责任余额等风险控制指标情况,并适时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合作对象披露前述情况。

  《融资担保公司资产比例管理办法》则通过对融资担保机构基于资产分级的未到期担保责任准备等资产比例管理指标设定,对融资担保机构的风险防控提出了细化要求。

  针对融资担保行业现实存在的融资担保倍数偏低、融资担保功能没有得到应有发挥及因担保业务“吃不饱”所滋生的超范围、违规经营等问题,银保监会从源头着手,制定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担保公司业务合作指引》,对“银担合作”行为提出了规范性监管要求。要求“银担合作”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合规审慎经营原则等基本原则,强调“银担合作双方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合作协议应当包括业务合作范围、合作期限、授信额度、风险分担、代偿宽限期、信息披露等内容”。

  深层探索:构建银担合作关系与合作格局

  尽管银保监会1号文件从合规性、风险性等方面对融资担保相关方的行为明确了具体的监管要求,但依然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真正促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健康的银担合作关系与合作格局。

  按照《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担保公司业务合作指引》要求,“银担合作双方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合作协议应当包括业务合作范围、合作期限、授信额度、风险分担、代偿宽限期、信息披露等内容。”这里的“应当”监管要求如何落实?假如双方的协议中并未对风险分担等内容做规定,或者银行依据其相对优越地位,不愿意进行风险分担或仅愿意分担很小一部分,又将如何?

  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究竟有无与融资担保机构开展合作的意愿,及其意愿的强弱。

  以往融资担保机构特别是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最后走向超范围、违规经营,其中有一个深刻的诱因,就是融资担保机构与银行机构合作的层次比较浅,合作的程度不深,合作面不广,导致业务“吃不饱”,担保放大倍数仅2-3倍左右,无法发挥融资担保的杠杆作用。

  实际上,银行与融资担保机构合作的意愿、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将是决定上述监管要求能否发生效力的关键,而推动力则是市场力量。

  文/李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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