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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时代病”的诱惑之书

发布:华企商学院   |   原版   |   发布时间:2018-02-12

  汪明明的《零度诱惑》是一部奇特的镜像之书。因为,你翻开作品,就像打开魔镜,诱惑读者也沦为镜中人。这就像作家和读者的角力,看看你是否会被小说吸附,也成为一个倒影。“不幸”的是,读者可能会陷落,这恰说明作家的成功。在何种意义上界定这种成功?我更愿意返回歌德和席勒的交锋上,文艺作品到底应该从形象出发,还是观念出发?这是重要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就像你是根据曲填词,还是先有词再谱曲。从效果上看,没啥区别,但在创作上有本质不同。传统小说以人物和故事为核心,走了一条情感推动情节,叙事包蕴思想的寻常路。《零度诱惑》则不然,它从险境求新颖,有别树一帜的气质,在于它以观念为中心,故事人物设置是有意暗合哲学观点的。

  这也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作家可以在哲学理论影响下创作小说。但评论者是否也要从哲学层面还原阐释小说意义?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样的评论,反而把小说的审美本质消耗殆尽,对小说语言维度视而不见,把人物形象当成理论符号,将故事情节视为象征价值。这就像一种循环论证,当你已经知道作家从波德里亚、居伊·德波、拉康等理论文本里,找到构建情节的要素,你再用这些理论阐释小说,那就像把沙漏又倒了回来,意义寡淡。换言之,我们常常太过执迷这个故事的“理论灰色”,却忘了故事中的“生活长青”。

  《零度诱惑》的故事题材在文艺作品里很常见:剖析世相人情,把脉社会病象,描摹阶层上升的困惑,关注职场交易的暗幕。主人公尤嘉霓就是一个底层出身,在职场讨生活、寻猎物,借助诱惑博上位,进阶上层的形象。她就像“女版的于连”,是极端个人主义者,试图通过野心、才能攫取财富地位,最后不料登高跌重,通通幻灭。你会揶揄挖苦,却不至于厌恶,甚至你会欣赏那份矫揉造作,故弄风情。因为她身处弱势,而且美丽。你是一个局外观众,出于她的诱惑演技,也该鼓掌。

  然而,作家的心态却相当冷峻。相较于讲述这个故事,她对解释故事更有兴趣。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模式更像《了不起的盖茨比》,叙事者尼克对盖茨比冷眼旁观,分析了一出美国梦的幻灭。汪明明也是通过间离的叙事者,对尤嘉霓冷嘲热讽,坐看她走向失败。她为什么最后结局只能是跌倒毁容?我想汪明明只是从哲学上宣判了她的虚妄破灭。现实中,尤嘉霓这样的女孩儿,或许正春风沐雨,大为得意。那么,作家设置的结局是否少了现实性?其实不然。那些结局得意的“尤嘉霓们”,早已不是自我,而是景观和幻象。

  我想这是小说的深刻所在:当你诱惑他人的时候,你已不再是自我。尤嘉霓对陈逸山的诱惑,是小说最浅层的直接诱惑。但是你要追问一个问题:诱惑到陈逸山的,真的是尤嘉霓本人吗?答案不尽然,因为尤嘉霓之前已被媒体、广告诱惑,成为她渴望变成的“镜中人”——如韩星金玄雅,猎女陶萃丝,时尚女教主林美琪等。换句话说,陈逸山或许是被尤嘉霓的镜像所诱惑,迷恋的是她背后时尚符号的增殖意义。这是一层隐秘的诱惑关系,它时刻说明现代性社会无所不在的欲望关系。

  就像法国思想家福柯用规训社会概括了隐匿的微观权力。《零度诱惑》则说明每个人都被潜在的欲望关系所捕获。这根本就不是你想不想抗拒的问题,而是你无从选择。这是很多小说都不具备的批判之维。汪明明通过作品反思“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光怪陆离的表象世界对本体世界的篡夺。广告、新闻、影视等媒介粉饰的上层时尚生活,商业资本运作下的恋物逻辑,使尤嘉霓甘愿放弃自己,化为身体景观和消费符号。整个世界在镜像之书里,本末倒置。原因在于诱惑并不单是平面镜的照见,而是凸透镜和凹透镜的“变焦”折射。最后形成的幻象既是夸大的变形,也是倒置的错位。

  真正的诱惑来自永不对位的目光。赤裸的身体本身并不诱惑,想象裸体的过程才是诱惑。所以,我们看到尤嘉霓就像“猎头”和“御女”,在享受那种不断猎艳、控制和交易的过程。无限的延宕,让男性处在一种“逐猎路上”的错觉,才能给欲望“加权”,给诱惑“保湿”。这也是尤嘉霓从陈逸山那里得到的教训。姐姐被包养,给尤嘉霓上了一堂反面案例课:那种廉价低端的身体交易,吃亏在没有包装、不懂表演。没有实现更高端的“象征性交换”,就是赔本生意,没得到增值性价值。

  尤嘉霓的悲剧在于她的商品逻辑,总在考虑划不划算的边际成本,从来不想交易该不该发生的伦理问题。这涉及一个弗洛姆式的命题,你是占有型人格还是存在型人格?尤嘉霓无疑属于前者,她有“物化”的冲动,只有变为商品符号,失去主体性的肉身,才能交换价值。“零度”的意义或许就是“祛除生理—情感性”的机械化效果。这也是小说值得反思的一个地方,汪明明在揭示尤嘉霓自然属性(生理意义)上的情感机制,并不充分。尤嘉霓的诱惑是否只为换得财富、地位和时尚生活?我想女性本身追求“快感享用”的层面,更不能忽视。换言之,尤嘉霓怎样从“有情的身体”走向情的反面(非情),沦为“机械化的肉体”,还需更深琢磨。

  在某种意义上,《零度诱惑》延续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的作品气质。你仍然能看出都市风景、摩登女郎以及浪荡的现代性在当代社会的某种复现。汪明明展现了欲望的交错、身体的景观和虚假的狂欢。甚至,小说的语言就戏仿了狂欢化状态下的扩张感、绵密感、黏稠感、蔓延性。可以说,小说充满了视知觉的恣肆,你会感到诱惑的体感与肤质到底如何。但是,或许致密的语言,有时也会略显用力过猛,节奏的弹性和松弛感往往相应减弱。这就像肌肉训练,力量性和柔韧性总是此消彼长。

  我很佩服作家有如此魄力,毕竟这样写小说是观念的历险,稍有不慎,就会本末倒置,变成一部“小说体论文”。避开这种风险,需要绝对的才华,就像我们熟知的米兰·昆德拉,虽然大段大段的“手术刀式”介入评论,写出的依旧是“哲学小说”。还是艺术。他就介于思想和故事间,那个暧昧的明暗交界线上。《零度诱惑》也是如此,它有引文式创作的痕迹,但哲学理论穿插在故事中却完全没有违和感。相反,它成了小说文本的有机组成:有些是破题、有些是隐喻,有的是箴言、有的如神谕。换言之,汪明明的独特在于,让作品同时内置了两套异质性“话语系统”:一套是小说叙事,另一套是小说评论。这就像一个高手,下起盲棋,一人分饰了黑白。具体技艺虽有高下,但有此格局毕竟阔大。

  《零度诱惑》没有成为哲学理论的故事注解,那是因为作家虽然从观念出发,却暗暗把观念转化为了“问题”。这很像五四新文学里的“问题小说”,讨论的总是人生困境和社会征候。汪明明有着知识分子创作小说的潜在意识,那就是延续了“把脉社会”“诊疗时代病”的责任担当。那种广泛的现实性和人生惶惑的共鸣,让作品立意直逼学院派,情感却透着烟火气。可以说,作家给了我们一个理想化的文本实践,她用哲学观念这股子“真气”,短刀插进了琐屑的日常,提供了凌越在情感判断之上的“超视角度”,完成了一种描述时代、反思人生的价值哲学。很少有作家,能有这样的耐性:一边柔腻幽深地描摹人情,一边冷眼旁观地哲学解剖。汪明明试图达到的,就是诗性智慧和哲学反思的合一,仅此一点,就让人钦慕。

  文/俞耕耘(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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